周恩来在党的七大前后

作者:单伟    发布时间:2022-09-13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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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七大前后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关键时期。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周恩来为促进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要贡献;积极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为取得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创建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建立了不朽功勋。

参加延安整风运动

全民族抗战期间,周恩来大部分时间战斗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周恩来前往武汉。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和中共中央代表团负责人,主要负责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1938年汉口沦陷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于12月中旬到达国民政府的陪都重庆。作为南方局书记,统一领导西南和华南各省党的工作以及同国民党谈判事宜。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和南方局组织了有力的反击,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罪行,人民的同情越来越多地转到中国共产党方面,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异常孤立和被动的境地。在这些极端紧张的日子里,周恩来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向党中央坚决要求坚持到最后,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曾经连续三昼夜没有安枕。

尽管处境极为艰难,但周恩来领导中共代表团广泛团结和争取各界爱国人士,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勇有谋的斗争,为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1943年6月,周恩来离开重庆赴延安,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的筹备工作。

1943年8月,周恩来参加高级干部的学习。他认真学习文件,参加中央会议,阅读大量历史资料,撰写读书笔记,对党的历史进行再认识。他就1928年至1930年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示进行研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时期产生错误的国际原因。周恩来对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进行分析和批判,分析了王明种种错误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周恩来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进行了研究,指出“四中全会决议并未解决任何当前紧急的问题,却给了党以无穷的恶果”。

经过3个月的学习,周恩来对自己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实践和思想认识,进行了严肃认真的检查,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着重检查自己的不足之处。参加延安整风运动,周恩来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深刻影响。

在党的七大作《论统一战线》发言

抗日战争胜利前夜,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向大会提交《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在开幕典礼上发表演说,说明中国共产党依靠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先烈的流血牺牲、人民的努力奋斗、国内民主党派的合作和国外进步人士的同情,使自己锻炼成一个强大的共产党,锻炼出了一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建立起了永远推翻不了的政权。党的七大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将保证顺利地引导中国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伟大胜利。

4月30日,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统一战线》长篇发言。周恩来系统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并从敌人、队伍、领导权三个方面总结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他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封建势力,但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提出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善于调查研究,分析问题”。关于队伍问题,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强调“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的方针。周恩来认为领导权问题是“统一战线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指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周恩来的发言包含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全面发挥了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为马列主义关于革命同盟军思想的理论增加了新的内容。

党的七大选举产生新的中央委员会。七届一中全会选出13名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8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这就使全党在组织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制定了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

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热切希望和平、民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但国民党进一步推行独裁统治,发动全面内战。

蒋介石为了欺骗公众,导演了一场假和谈、真备战的闹剧,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去重庆“共定大计”。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揭露蒋介石及其支持者美国政府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前往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周恩来作了周密的安排,承担与国民党谈判的具体事务。由于国民党并没有真正的诚意,谈判陷入僵局。经过中共方面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和周恩来等在谈判桌上运用高超的谋略周旋,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

蒋介石表面上以和平作为幌子,暗地里却积极备战。国共关系和中国的政局更加变化多端,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继续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艰难的谈判。

1946年5月初,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率中共中央代表团从重庆迁往南京。行前,他在出席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时感慨地说:“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但他仍然充满信心地说:“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但是,蒋介石在完成内战准备后便向解放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全面内战爆发。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离开南京,飞返延安。谈判虽然以破裂而告终,但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方针,也认识了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回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工作后,周恩来仍继续领导国统区的人民运动,他从实际出发,提出恰当的斗争口号,灵活转变斗争策略和形式,推动形成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全面内战爆发后,他积极协助毛泽东部署指挥一系列改变中国命运的战略大决战。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筹备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持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筹建作出卓越贡献。

(来源:《学习时报》2022年09月09日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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